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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县委书记在张公庙的一次特殊轮渡文/龚道育1973年,澧县农业生产打了个翻身仗,粮食、棉花大丰收,省县上下皆大欢喜。我当时是县委新闻专干,特地写了一篇新闻消息,报道这件大事。稿子写好后送交新华社湖南分社,社长黄越准备编发。他把稿件修改后寄到常德地委,要求地委领导审议签字,然后寄给他发。...

我和县委书记在张公庙的一次特殊轮渡

文/龚道育

1973年,澧县农业生产打了个翻身仗,粮食、棉花大丰收,省县上下皆大欢喜。

我当时是县委新闻专干,特地写了一篇新闻消息,报道这件大事。

稿子写好后送交新华社湖南分社,社长黄越准备编发。

他把稿件修改后寄到常德地委,要求地委领导审议签字,然后寄给他发。

地委宣传部打电话要我去做送交工作。

我到常德后得知,地委书记张文光看了文稿,要求县委书记杨汇泉亲自赶到常德,他们两人要商量一下后才能寄回新华分社。

杨汇泉的家属当时住在常德,第二天上午他去会见张文光时,要我和小车司机何师傅在他家里等候,他们商量会见结束了再同他一起回县。

杨书记直到中午才办完公事,三个人在一个小饭馆里吃了餐便饭就上车返程了。

时至隆冬,阴霾四起,朔风呼呼。我们坐的那辆吉普车的帆布棚一角被风吹开了,寒风从我左侧吹进车内,冷风吹得清鼻涕直流。

于是我掏出自己的小手帕,拿它当绳子,穿进帆布孔,然后牢牢系在车上的铆钉上,风再怎么吹,帆布也不动了。

杨书记看在眼里,说了一个字:“行!”

我接话问道:“杨书记,那个稿子能发出去吗?”

杨书记说:“地委宣传部负责去发。”

何师傅拉着我们颠颠簸簸地来到张公庙渡口。

这时狂风吹得人不敢睁眼睛,澧水河里白浪滔天,汽车轮渡为了过河的车辆及旅客安全,已经停渡了。

那时候澧水河上没有一座过河大桥,张公庙南岸与澧南公社不通公路,渡口附近没有供销社等企事业单位,仅有一个粮食仓库建在岸边,方便储运粮食。

当时私人家里一般都没装电话,更没手机。

而且轮渡的大船停在北岸,南岸空空如也。

三个人看了这幅情景,一下子傻眼了。

我想,县委书记在身边,小车司机要管车,负责对外联络的就只能是我这个新闻专干了。

我想到以前在这个仓库里借用过电话,便对杨书记说:“杨书记,你俩在车上等一下,我下去看看。”

杨书记面带怀疑地说:“你有什么办法?”

我笑了笑下车了,好在仓库里有人,电话也能用。

我向主人说明了来意:借用他们的电话,打电话到澧县,有重要事情联系。

人家一听车上坐着澧县县委书记,立刻答应了。

张公庙南岸是临澧县管辖,从当地打电话回澧县得挂长途电话。

我首先拨通了到七重堰分局的农话,向话务员说清了事宜,那个话务员立即拨临澧长途台,长途话务员问:“挂长途电话,记谁的账?”

这一下真难住了我,试想:记澧县县委办的账显然无效,在临澧我没合适的熟人,也回答不出。

不料七重堰的话务员很机灵,笑答:“澧县的县委书记有事,记谁的账?就记我们县委辛书记的账!”

电话很快接通到澧县县委办,我向郭主任汇报了情况。

郭主任说:“正好地区通知杨部长到地委宣传部开会,杨部长的小车也不能过河。这样吧,渡口两边的小车都原地等待,我负责做轮渡工作人员的工作,让他们开船把杨部长送到南岸坐杨书记的车去常德,然后接杨书记过河坐杨部长的车回县城,就这样换车坐。”

我得到肯定答复后回到车上,向杨书记汇报结果,他满意地回答:“行。”

过了一会自言自语地说:“这个地方非建一座桥不可了!”

郭主任同轮渡人员交涉,起初人家不答应。说安全第一,这么大的风,谁能保证轮渡开过河不出问题?

郭主任说:“单独一条轮渡如果不平稳,能不能再和一只机帆船绑在一起,同时发动开船,光载两个人应该可以吧?”

工作人员觉得这是个稳妥办法,回答说:“那就试一试吧。”

于是两条大船的工作人员动手绑船,杨部长也上了轮渡。

这时候,许多在北岸等了半天的旅客,纷纷拥上轮渡,搭乘便船过河,工作人员拦也拦不住。旅客们还说:“这么稳当的船,载几十人没问题。感谢领导来得好,要不然,我们今天要露宿了。”

杨部长过河上了岸,和刚下车的杨书记两人交谈了几句,上何司机的车走了。

我和杨书记等旅客都上岸后上了船,工作人员把我们安排到驾驶室坐下,驶向北岸。

从此,修建张公庙大桥的事便提上日程。

直到1987年才被省里批准并拨款修建,两年后通车,结束了张公庙汽车摆渡的历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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